魏氏家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一代又一代的魏氏儿女，勤奋求实、奋发进取，创造了极不平凡业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一副极为古老的对联，也许是它太司空见惯了，人们往往把它看成吉祥话，对其中的道理不再深思。近读有关魏征的史料，重新想起这句话。     

     “魏征”这个名字在今天的中国是耳熟能详的，作为协助唐太宗李世民创造“贞观之治”的重要大臣之一，他不但是我们魏氏家族的骄傲，更是得到广大老百姓的颂扬，也是历朝历代为官之人学习的典范。现将魏征的有关事迹简要摘编如下，与大家共勉。

       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太宗即位，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事，劝戒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由於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後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徵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徵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徵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徵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徵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後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徵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徵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後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作为一名谏臣，魏征这一生也算是很风光的了，他从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特进，一直到封为郑国公，备受唐太宗的赏识。可是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在快死的时候，住的宅院还没有正堂，还需要太宗援助建筑材料，赏赐布被和素色的褥子。魏征下葬时，太宗“命百官九品以上者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可见，魏征的妻子裴氏是一个非常懂得分寸的人，对名利看得很淡、很透。

　　    魏征死后，唐太宗对他的态度出现过一些反复。先是怀疑魏征参与了杜正伦、侯君集一伙的谋反，后又痛恨魏征把规谏自己的话抄给起居郎褚遂良，一时龙颜大怒，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撰写的墓碑推倒。直到出征高丽接连失利之后，太宗这才想起魏征，喟然长叹：“魏征如果在的话，一定不会使我有这趟出征的！”立刻命令在少牢内祭祀魏征，又把推倒的墓碑重新立了起来，还把魏征的妻子召到自己的行在，予以慰劳。在这段反复中，我想最心寒的是魏征的妻子，但由于她懂得分寸、淡泊名利，所以她对这些祸福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魏征和裴氏奠定的良好家风能否传承下去呢？能传多久呢？从史书中我们知道，魏征的玄孙魏稠很贫穷，把家里祖传的老房子抵押出去，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建议由个人出钱赎回来。皇上唐宪宗命白居易起草诏书，白居易说：“这种善事须由朝廷出面，希望有关部门拿官钱赎回还给后代。”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从内库拿出2000缗赎回房子还给魏稠，禁止他再私自出售。这段故事说明魏征的玄孙一代还过着清贫的生活。

　　   到唐文宗时，李孝本的两个女儿被右军收纳，皇上把她们纳入后宫。魏征的五世孙、时任右拾遗的魏谟上疏说：“陛下不近声色，经常把宫女放出去配鳏夫，可是最近我听说教坊里不停选拔宫女，又把李孝本的两个女儿纳入后宫。臣觉得很遗憾。当年汉光武帝看了一眼列女屏风，大臣宋弘正色抗言，光武帝听了，命令立刻撤走。陛下岂能不思宋弘之言而甘居光武帝之下吗？”皇上立刻把孝本的女儿送出后宫。提拔魏谟为补阙，还厚赏了他。

　   　后来魏谟担任起居舍人，文宗想看看他记的起居注，魏谟不同意，说：“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皇上说：“我以前可看过。”魏谟回答说：“这就是以前那个史官的罪了。如果陛下可以私下观看起居注，那么史官一定有所讳避，这样怎么能取信于后人呢？”皇上只好作罢。

　　   唐宣宗时，户部侍郎魏谟被任命为宰相，兼管户部。这时皇上年纪很大了，还没有立太子，群臣都不敢提这事。“谟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民，臣窃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后来魏谟以宰相之职充西川节度使。“谟为相，议事于上前，它相或委曲规讽，谟独正言无所避。上每叹曰：‘谟绰有祖风，我心重之。’然竟以刚直为令狐绹所忌而出之。”

   　　魏谟的身上确有魏征的很多遗风，虽然他最后被罢相，但他的人格是成功的，他的精神是高大的。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则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都是讲家族富贵的不可延续性，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鲁迅先生从遗传学的角度说过这样的话：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不只如此，还有很多名人的后代都不怎么出息，甚至成了人渣，龚自珍的儿子龚橙是引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之一。与此对比，魏征的家风是怎么称道都不过分的。这其中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只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常识而已，可是人就是这么奇怪，越是常识的东西越容易忽略。现代人活得更实在，拼命给后代攒钱留大房子留豪华车，就是不知道最好的传家宝是忠厚、诗书、俭朴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所以中国向来多富少贵，很多有名望的家族中走出的只是大款，而不是贵族。仔细想来，家庭走不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和国家走不出由盛而衰的周期律是同样的道理。所谓家风，岂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