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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居民形成的历史

2013/1/11 23:43:32|文章来源: 金城魏氏网 www.lzwei.com|查看:

导读: 榆中县内居民多为古代战后戍边屯田的移民,现遗留的自然村多以营、城、堡、寨命名,在明清时,就有72营、36城堡(寨)之称。...

        榆中县位于甘肃中部,是古丝绸之路东进西出的必经通道,史称“兰邑之藩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县内居民多为古代战后戍边屯田的移民,现遗留的自然村多以营、城、堡、寨命名,在明清时,就有72营、36城堡(寨)之称。纵观榆中人民迁徙的历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由。

争战造成的迁徙

        从历史地域上讲,榆中原属陇西或金城郡,一直以来是羌、戎等少数民族十分活跃的地区。他们长期从事游牧,逐水草而迁徙。西周以前,这些少数民族为了生存,不断相互扩占牧场,并和相对稳固而实力强大的内地政权一直处于“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月氏、乌孙等民族强盛起来。义渠戎从事游牧,善于征战,势力强大,于公元前624年在西北建立了义渠国。月氏约在战国初年由新疆进入甘肃河西走廊,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随水草迁徙,势力波及榆中地域,经常与居住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的乌孙发生冲突,后被势力较强的乌孙赶至伊犁河流域。乌孙随后立国,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民族,其势力亦触及榆中地域。
        秦王朝初立,为了巩固新生的统一政权,于公元前214年以“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史记·项羽本纪》),“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44县,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榆中为44县之首,属陇西郡辖。秦修缮秦、赵、燕等国北边长城,使其连接形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边墙,以抵御匈奴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同时实行了宿卫、屯田的“移民实边”政策。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从内地“迁焙印⒂苋蚣遥菥粢患丁?《史记·秦始皇本纪》)。《匈奴列传》也记载说:“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戎以充之。”这是榆中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移民,既有民屯也带有兵屯的意义。戍边屯田,既从政治上确立了以汉族为主导地位的稳固大局,从军事上遏止了匈奴东犯的势头,也从经济上促进了当地游牧经济向农业的转化和农业、畜牧业的分工。
        秦末,匈奴乘楚汉相争之机,迅速征服周围民族,汉初又赶走月氏与乌孙,占据河西走廊,其境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极为强盛。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但农业与手工业也相对发达。后来匈奴发生分裂,南匈奴归汉。西汉初兴,定都长安。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基础和经济实力,发展地方经济,汉朝政府以强本弱末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打击商贾。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国和关东地方势力的同时,采取移民入关和设置郡县安置移民的办法充实关中,迁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到关中,以加强控制。
        为了巩固汉室政权,汉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御匈奴,西逐诸羌,虽阻断了羌、胡之间的交通,却未能隔绝其间的往来,羌胡之乱从未间断。自汉武帝置四郡至宣元之间,仅金城和陇西的大规模羌乱就有四次。为平息羌人北上势头,西汉政府在羌乱基本平定之后设属国以安抚和处置降羌,金城为第一个属国所在地。
        东汉后期,朝政腐败,官逼民反。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波及全国。榆中苑川一带群众也遥相呼应,联合金城义军,推选边章、韩遂为头领,聚众数万,与汉廷抗争31年。边章、韩遂为防止当地政府的报复、保护家眷,将苑川一带部分居民移往兴国城(今秦安县境)。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时期。豪强争霸,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离失所。内地割据政权频发内战,无暇西顾,疏于对陇右以西地域的管理。这从客观上给了陇西豪强以图自身发展的空隙。此时,鲜卑族乘乱内迁河西走廊,氐、羌等民族进入榆中地域。西晋末年,中原战乱纷起,河西相对比较安定。正如永嘉年间长安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唱:“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晋书·张定传》)。秦雍一带的居民因不堪忍受战乱之苦,逃离家园,纷纷涌人河西。在高昌称王的麴氏宗族最有代表性。
        350年,略阳临渭(今秦安东南)日渐强盛的氐族人建立前秦,辖地包括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山西、河北及河南的一部分,建都长安。苻坚即位后任用汉人王猛辅政,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关陇清宴,百姓丰乐”,占据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后羌族首领姚苌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失利之机消灭了前秦,建立后秦。后秦大量解放奴婢,注意发展农业,倡导儒学,促进了关陇地区的经济文化。陇西的鲜卑族也于385年建立了西秦,治都榆中苑川,并不断向南扩展。西秦40余年,使榆中的经济文化有了一定发展。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随着西秦势力的又一次强盛,鲜卑诸部归降。九月,乾归击败后秦南安诸部后,虏民众2.5万户,迁徙到苑川、袍罕。十一月,在水洛城打败姚兴部将、南平太守王憬,获7000余户,其中4000余户徙于苑川,3000余户徙于谭郊(今甘肃临夏西北),这是榆中有史记载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移民。与此同时,相邻的河西鲜卑、临松卢水(今张掖黑河一带)胡人、羌族、氐族以及吐谷浑等陆续在周边多次建立民族政权,与北魏争势。在这些民族政权更替并与内地政权的争势中,战争便成了惟一可行的法宝。而作为内地政权平定羌乱的补给基地和前沿阵地,金城、陇西为前线输送了大批平羌将士,如《三国志·郑浑传》所云:“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上贡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与羌胡的长期征战,铸就了当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和豪侠气概。难怪班固感叹:“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习修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汉书.辛庆忌传》)。班氏所叹,只表其象,而未道其理。这里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战争中,对战争的感悟最深刻,对和平的渴望最真挚。只是迫于无奈,奋起抵御外敌的侵袭,以此来保护家园的安宁。
        隋唐时期,突厥、回族、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兴旺起来,曾经在甘肃建立民族政权。其中,吐谷浑国在十六国时建立,历经340多年,势力强大,在隋朝数次围攻下,至唐太宗时才归于唐。唐末,吐蕃乘安史之乱,攻占了河西、陇右。历五代至宋,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日渐兴盛并向河西、陇右进逼,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占据马衔山,筑瓦川会城(今榆中新营附近),在榆中与吐蕃、宋形成鼎立,在龛谷(小康营石堡子)、西使新城(今三角城)、苑川等地多次发生战事;直至北宋后期,女真族击败契丹族后,以金代辽,实力向北扩展,于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年)攻陷龛谷寨,扼制了西夏在榆中的势力,逐步取代宋的统治。到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蒙古兵攻占临洮府,灭金,榆中便成了蒙元属地。
        从秦置县至元灭的1500余年里,西北少数民族酋豪与中原政权之间纷争比较频繁,羌胡之乱不绝,平定羌胡之战不休,迫使当地人民无时不遭受战争的创伤,无不世世感叹人间的生离死别。
屯田形成的居民
        元末,由于战乱、自然灾害和瘟疫蔓延,使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人区。1368年,朱元璋把元军赶到漠北。建立明朝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即把“地狭人众”的山西地区的农民移到地广人稀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明初迁民,从明太祖洪武初年(1368年一1398年)到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约有50年的迁民历史。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就是明政府办理迁民手续的地方。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这里是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往来不绝,再加唐宋以来,又建有驿站,房舍宽敞,廓舍幽雅,常驻驿官,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此处为阳关古道的一个交通枢纽。明初迁民时,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将要迁徙的移民集中后,发给迁民“凭照川资”,便迁向晋、冀、鲁、豫、苏、皖、陕、甘等黄河流域。汾河滩的汉槐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故土难离,在官府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除少部分主动迁徙外,多数百姓被官兵强迫登记后,押解迁徙。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串在一根根的长绳上,人们一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离的汉槐和古树杈上星罗密布的老鹳窝,告诉儿孙们:“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乡!”为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数百年来迁民的代代传承,槐乡便成了移民后裔的一个怀乡圣地。
        据《明太祖实录》《明史》记载的迁民有16次之多,其中明初洪武年间10次。其次为燕王朱棣夺取朝政移都北京后,于永乐年间(1403年一1425年)为充实都城和加固边防所进行的6次较大移民。在迁往陕甘地区的移民中,《明史》有记载的约30个县,虽未有金县,但临近的靖远、会宁在列,与当地的部分族谱以及口碑流传的移民历史相印证,不乏有间接移民的可能。
        榆中地域虽无直接移民的典籍记载,但军屯移民却存在。明朝建成后,推行了移民垦荒的国策,在具体实施中,分地域安置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形式的移民。籍民为军,选立都卫、置卫屯田,谓之军屯;募商人到边地开荒种田,向军队缴纳粮草,然后领盐引做买卖,返回原籍,谓之商屯;由迁民以及流民、贫民、罪囚迁发定居后形成民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随军迁徙后,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和屯田,战时则归兵部派遣的总兵统领去参战。在军屯中,沿边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由于实行了军屯,解决了军队粮食供给问题,又加固了边防,就连朱元璋也因“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而赞叹不已。

        明朝建立后,元帝出亡漠北。退居漠北的蒙元(古称西蕃)势力依然强大,不时骚扰犯边,作为九边之一的甘肃兰州地区,北临黄河,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选兵屯之乡。
        据《明史》载,晋王朱惘曾多次带山西军出塞外筑城屯田。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甘州中卫、靖虏卫(靖远)进行军戍屯田。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太祖实录》)。
        金县(榆中)作为兰州地区的首要关隘要地,必然成了军屯之乡,这一点从榆中的遗留地名中可以看出,榆中地域内沿苑川河谷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大营川、勇士川、苑川)的村庄多以营、城、堡命名,这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证。而且,位于黄河沿岸的一条城(青城)就是明朝所设的一个军事重镇。至建文元年(1399年)肃庄王朱模从张掖移肃王府于兰州,将榆中马衔山、官滩沟辟为肃王府牧场,并将王圹.(墓地)选在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后的平顶峰。随此也有部分移民迁入。今来紫堡的谈、施二姓就是随庄王来到榆中的。
        明朝的迁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振兴中原,开发边疆,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迁民也基本奠定了榆中的人口分布格局。

灾害导致了饥民流离

        榆中地处陇西黄土高原的最西部,平均海拔在1500米-3700米之间,区内黄土层深厚,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属甘肃中部干旱区,是苦甲天下的地方。《重修金县兴龙山太白泉云龙桥碑记》记载:“禹贡雍州之域,逾陇而渐高。河人积石,水趋于北。岷山为南面诸山之祖,而渭源既导,以后水皆东南行,自是陇西诸郡尝苦早,且土性渗漏,水泉常涸,民之从事于耕凿者往往患天泽之不时,地势使然,即长民者亦无由施其补救,所谓天地之大,人犹有憾者也。”这是对榆中地情的一个真实客观的表述。对于一个年降雨量仅250毫米~600毫米,而年均蒸发量为917.5毫米-1450毫米的地区来说,对“水”的渴望仅次于沙漠地区。因此,旱灾成了制约当地生产的百灾之首。据《榆中县志》旱灾实录,从西汉惠帝二年(前193年)到1990年两千余年里,共发生旱灾111次,造成饥民死亡或流徙的有16次。期间,有人饿死,有人外出逃生。
        新中国建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把抗旱工作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彻底解决了全县人畜饮水和川塬产粮区的灌溉用水。五十余年来,除1960年由天灾和人为因素造成的饥荒外,再未发生饥荒事件。
        除此之外,县内还有部分“瓯脱地”移民。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肃王府在榆中境内设王圹(墓地),置牧场、禄地,将户籍在皋兰的僧职、卫队等人员,移到榆中进行管护。同时,皋兰的部分地主在榆中购置田产,便形成了皋兰瓯脱地。瓯脱地的地主迁居在榆中,但不受榆中管辖,也不向榆中缴纳田赋。部分临界居民,还因榆中赋税高于皋兰,所以托亲靠友在皋兰纳税,土地便成为皋兰瓯脱地。从清高宗乾隆三年(1738年)至民国30年(1941年),榆中境内有100多个村庄属皋兰瓯脱地,还有28个村属皋、金两县共管,各辖户数不等,造成“皋榆不分”的局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照地域范围,境内皋兰瓯脱地全部划人榆中县,瓯脱地居民也随土地而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