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诗刊创刊号座谈会。 《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裴强 翻拍

《敦煌》诗刊创刊号。

　　归纳《敦煌》诗刊的10年，就一句话：没有刊号，以书代刊，从诞生至今共出了12期。垒起来薄薄的12册刊物记录了1258位作者的5000余篇诗歌和文章。弥补其数量不足的，是上佳的质量，以及其带给这个时代的诗。

　　诗歌的温度

　　20多人挤于一室，空调的热风和弥漫的烟雾陡然加高了室温。

　　2013年1月12日，在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甘肃、青海、宁夏的一群诗人济济一堂，为一本创刊10年出版了12期的诗歌刊物——《敦煌》诗刊“庆生”。

　　《敦煌》诗刊2012年卷也于当日首发，这是这本诗刊的第12期。为了赶上12日这个日子，主编林野托自己的一个熟人加班赶印，开会前的两个小时才拿到手，散发着浓浓的油墨香。

　　10年的日子，林野用“一驾旧马车疾驰在西部的大地上的一段很值得纪念的岁月”一言概之。“10年前一个梨花咏白的日子，黄河边的一座院落里，在一群诗人的见证下，诗刊悄然诞生。10年后，那座院落早已灰飞烟灭，而它还活着。”

　　马步升是那一天的一个见证者。当时，他就和林野他们一起坐在小院里商量着怎么办诗刊。2002年10月推出的创刊卷中，马步升主持了《敦煌论坛》和《诗人笔记》两个栏目。前者刊发的是时为北大中文系博士生谭五昌的《海子论》，后者发的是诗人晓雪的《诗美断想》。马步升写小说不写诗，但爱诗。这位省作协副主席、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诗歌评论在甘肃文坛备受推崇，对《敦煌》诗刊，他的评价是“它为甘肃诗歌加重了分量”。

　　在2012年卷中马步升主持了10年的《敦煌论坛》栏目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程相占和宇文所安、田晓霏夫妇的学术对话《中国文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宇文所安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和妻子田晓霏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同事，宇文所安的《盛唐诗》等作品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我们熟悉的唐诗而为当下的中国学界所关注。显然，《敦煌》诗刊又一次具有前瞻性地关注到了一个学术热点。

　　所以，尽管几乎是一年才出一本，但主编林野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诗刊是不能以数量指标来考量的”。不同于全国其他的十多家诗刊，包括《诗刊》在内的栏目设置，一直以来都是林野引以为傲的资本。

　　就在前两日，在北京参加诗歌活动的诗人牛庆国也因为这本诗刊而自豪了一把。在一本《中国新诗四十年大事记》中，《敦煌》诗刊创刊的事件也赫然在列。多年前，牛庆国就是诗刊的一个作者，时常有作品投稿，只是在他心里甘肃的这本诗刊和国内的其他诗刊没有什么不同，甚至隐隐预感它也会撑不了几期的。意料之外的发现，让牛庆国很激动，他找到了活动主办负责人，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那一刻我知道它走得有影响了。”

　　其实，那一天的“庆生”会上，谈论的主题除过诗刊和诗歌之外，众人还为无刊号、无经费、无稿费、无固定出版周期的《敦煌》诗刊出点子，看怎么能找到经费支持……林野觉得不能奢望这些点子就一定会给这本诗刊带来“好结果”，但却让他感动于诗歌传递的暖意。

　　存在与坚守

　　10年来，《敦煌》诗刊的封面上从未出现“诗刊”二字，只有“敦煌”。

　　“这是在打擦边球，全国像我们这样没有刊号，以书代刊而生存的诗刊也不少。”林野坦言，诗刊的刊号多年来卡得很紧，绝非是能轻易申请到的。

　　没有刊号，发行就成了问题，半公开发行的现状让诗刊处境尴尬，10年12本刊物的“非常态”，怎么说都是会让林野感觉有些难堪的。

　　事实上，10年里也不是没有机会。

　　“曾和省内知名出版集团就刊号的问题接洽过，我想要他们那里的一个杂志刊号来办《敦煌》诗刊，前提是我们这个刊物不能被收编。”林野说他坚持即使经济上自己这一方吃些亏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办刊物的事一定要由他“说了算”。“它所坚持的诗歌艺术立场是任何时候不能改变的。它就是一本纯粹维护文化质地的东西。”这是林野为什么强调办刊物一定要由他说了算的理由所在。

　　林野说，很多次他断然枪毙了不少关系稿。“再怎么样，诗刊的艺术立场和质量都是第一位的。”10年里，除过一些栏目的增设之外，《敦煌》诗刊的主旨始终未变，这一种坚守成就了它在诗界的影响力。

　　也许，从想到创办《敦煌》诗刊的第一天开始，这本诗刊就成为林野安放“诗歌之心”的理想场所，也是他想要“在西部擎起一面中国诗歌艺术的旗帜”的高地，他不想也不允许这块诗歌的理想高地被“污染”。

　　也不否认，在林野选择放弃的决定中，掺杂着他自己的“私心”。“也曾有人提出能找到经费，条件是要我共同合办，掂量多次之后，我还是选择了放弃，因为我能预感到如果合作，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我个人被‘放冰’，刊物也成了人家的东西。”10年来，作为一个民刊，《敦煌》诗刊的经费主要来自林野的工资，据他说投入了有几万元了，这无疑让他有种诗刊就是他自己的东西的感觉。

　　“我们是个民刊，没有稿费，也没有固定的出版期。”同样一句话被高平重复说了10年。每当他约稿的时候，这是他对约稿对象说的第一句话。

　　高平是《敦煌》诗刊的第一任主编，在担任了三期之后，主动提出让位了。“我这个主编是名誉上的，除过主持编辑《名家新作》这个栏目之外，其他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参与，都是林野他们操办的，所以，现在的名誉主编的头衔更适合我。”高平坦言，当时自己的那个主编是被拉去当的，尤其是主持的这个栏目，或多或少就是因为自己在诗坛多年，积攒了一定的人脉。从创刊起刊物封面上烫金的“敦煌”二字出自段文杰先生之手，这是高平通过自己和段先生的交情而获得的一份认可。后来，高平又请自己的老友——书法家王创业先生题写了“敦煌诗刊”的一个匾额。约来全国诗坛名家的稿件，是高平人脉的体现。

　　创刊卷的《名家新作》中，高平约来了在中国诗坛有着“孩子诗人”之称的著名诗人苗得雨的作品《水忧》。第12期中，《名家新作》首发了著名诗人顾子欣的最新长诗《张公子传》。没有例外地，高平以坚持了10年的“主持人语”的方式对选发的这首作品进行了推介点评。

　　“主持人语”被高平解释为就是告诉读者诗的价值在哪里，也就是说选发的这首诗歌它好在哪里。据高平的统计，10年里，已发表了38位名诗人的作品。评论者认为，对于起步时候处于知名度低且无稿费境地的《敦煌》诗刊而言，高平主持的《名家新作》这一栏目，无疑起了支撑进而提升知名度的作用。

　　无论高平时期还是林野时代，坚守诗刊的诗歌艺术立场是他们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影响了这本诗刊。10年里，高平“宁可得罪人，也不能降低门槛”，为此他舍弃了不少著名诗人的作品，尽管那些都是他自己主动约来的稿。

　　说起2013年的《名人新作》栏目准备约哪位名家的作品，高平笑言他还没有想过，“半年之后想这事都来得及吧，谁知它又会过多久出来?”有时候高平也会反思，如果再一个10年，依旧如此一年出一本刊物，那么这本诗刊的存在究竟会有怎样的意义?

　　倒是林野对以后有不少的想法，他觉得一定会拿到刊号，届时刊物就能“养住人”，他一直想增设却因没钱无法实施的“诗歌档案”栏目也会如愿实现，还有他曾经计划的举办“《敦煌》诗刊杯诗歌大赛”也会有结果，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夸口，如果一切可能，他的这个诗歌大奖的奖金不能说和诺奖比，至少也在上百万……林野总是怀揣着理想并坚定于“《敦煌》诗刊是名副其实的甘肃文化品牌”，这个时候的他，就是彭金山先生口中的“马丁·路德”——“即便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他仍然要种下一棵小苹果树。”

　　一群有温度的人

　　诗人高凯说，《敦煌》诗刊给世间传递了诗歌的温度，而诗人们也给予了它温度。

　　这里还应该包括一个非诗人——韦尔乔先生。

　　《敦煌》诗刊创刊10年，一直用近百幅韦尔乔的画作为插图。韦尔乔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著名的漫画家。2007年，年仅43岁的韦尔乔因病去世，2008卷的《敦煌》诗刊特此在《三原色》栏目中刊发多篇文章以资纪念。当时的纪念栏目是由诗人沙戈主持的，他说韦尔乔先生的画与《敦煌》诗刊风格相宜，是天成的。但因为诗刊经济拮据，无力支付稿酬，又担心卷入版权纠葛，便将韦尔乔先生的画插图诗刊时做了变异处理。

　　直到2006年，诗刊托一位和韦尔乔先生相知的甘肃诗人告知此事与《敦煌》诗刊的现实情况，希冀得到他的谅解和宽容。“时隔不久，友人称已说与尔乔，并送来《敦煌》诗刊尔乔先生20余幅新作。《敦煌》诗刊将续接前缘，一直沿用尔乔的画为插图。他的名字上也不会加上黑框，因为他永远活着。”沙戈在纪念韦尔乔的编者按中如是记述道。

　　韦尔乔的插图没有稿费，投稿的作者没有稿费，《敦煌》诗刊的编辑主持人们也一样没有报酬。马得明的名字和唐欣、娜夜、高平、彭金山、尔雅等这些名诗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诗刊的目录里。不同的是，除过主持的《诗人随笔》栏目外，马得明还负责一些杂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线编辑”。

　　10年前，还在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学的马得明办了一个诗歌性的学生社团，在寻找诗歌的同时也寻找诗人，带着懵懂让别人看他们写的诗歌，拜访了省内的很多诗人后认识了高平、彭金山、林野诸位先生。“林野先生邀请我们到《敦煌》诗刊编辑部玩，作为学生，我们还是感到很温暖。便经常过来，后面也就进来帮忙什么的。” 在这里没有报酬的10年，马得明觉得最难的事就是搞活动，因为没有经费，每次都很难，他不愿意多说那些难事，倒是说了一件乐事。“2005年的时候，我们‘首届甘肃诗人诗歌作品巡回展’在各个大学展出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拿着笔记本蹲在地上抄诗，那场景让我觉得诗歌还是很温暖的存在。”

                                                     《兰州晨报》  首席记者 雷媛